（宰予按：帖子的作者最近不便上網，所以命我代貼。）

因为看到网上有关中国学在日本的争论，我觉得这种争论本身的方向有些偏颇，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提一些看法。因为问题本身具有独立性，我觉得应该和陈尚君先生的文章的讨论分开比较合适，虽然我的意见或许可以作为陈先生文字的不成熟的注脚。

对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我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主要不是研究文学史的，而且我也还没有去过日本，但因日常研究所需，略知一二。日本学术的特点表面和中国类似，但产生的结果往往不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是以人数众多为基础的，和西方中国学研究往往是单打独一型不同，在中国研究人员的数量虽然巨大，但相互之间常不通声气，所以浪费惊人。底数再大也没有用。而且课题开拓的精神比起日本差得很远。以文学史而言，我们只要打开日本学术论著就会看到很多有新意的标题。虽然有时这种标题下的文字实际未必都很精彩，但至少说明作者是努力在提出新视角，作出新联系。而即便不甚精彩之作在文献的收集上一般也较完备。而受这些新题启发的其他学者则可能在以后作出更精彩的论述。这和中国国内的中国文学研究大量在旧题上打转完全不同。这一点上日本是近西方而远中国。

日本因为学术体制较健全，所以发表在再冷僻的大学学刊杂志上的研究一般也会成为将来同类研究参考的对象。而且去观察发表在冷僻的日本高校期刊上的那些学术文章才能真正感觉到其整体水平。对日本在中国史和中国宗教学很多方面的领先地位，大家的看法相对会比较一致。比如佛教的研究，我感觉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平均水平几乎相当于中学水平。讲到中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水平的高下，就难有一致的看法。其原因，我想首先是对文学研究的评价标准一般来说比史学要主观和模糊得多。其次在西方研究中国文学一样，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些特殊而重要的层面基本不存在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最明显的是对翻译的重视。西方也是如此，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这就好比在西方对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的学术地位很高，影响很大一样。这还是在西方语言体系内部而言，如果跨越到不同的语系，那学术地位会更受尊敬。而西人翻译的水准，外人如果不精通西文，是根本无法真正体会和判断的。但中文由于特殊的原因，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工作大概被看的很低。似乎很少有第一流的学者愿意投入这项工作的。像杨伯峻译左传，周振甫译文心雕龙那样的工作是不多见的。这当然主要是因为将古文译成现代汉语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强的必要性。但因此也养成很多学者在文献理解上的惰性，同时也使我们常常忽视西方学术的那一层工作的重要和在学术上的贡献。我可以说如果让我们很多第一流的文学史家来将他们研究的古代文献翻译成现代白话，恐怕会暴露出无穷的问题。而这种在中国可以得到回避的问题却是西方或日本学者根本无法回避的。试想一下，如果翻译不算成就的话，那么中国的研究西方文学最为有名的前辈学者如罗念生，杨宪益，杨绛，萧乾，查良铮，李键吾，傅雷，钱春绮等等岂不没有成就了？所以在对日本或者西方中国文学的评价中这一方面是不能忽视的。

我们的评判角度还有很多其他盲区。比如网上有朋友希望在一些重要的文学人物或经典方面举出公认的超过中国学者研究的日本研究论著。我觉得这个要求本身是不太合逻辑的。如果说公认，那么必须是在广泛接触到的前提下才能出现。如果连读都没有读过，或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那么域外再伟大的著作其贡献在中国也无从公认起，其影响也无从显现起。当然对文学研究水平高低的看法的标准不同学者间相差很大，比如我认为龙榆生和刘永济对宋词文学创作内涵的把握常超过夏承焘和唐圭璋，但他人很可能不同意。而有时虽是在中国国内产生的，却未必能代表中国国内研究的总体水准。比如钱默存，在我看来是中国国内的学者中对文学的诠释把握最敏锐和全面的学者，连日本都没有。但钱的学问如何能代表中国的水准呢？说得不好听一点，他的成就非但不是中国国内文学研究发展的结果，甚至可说是一个在他的时代行将消 失的学术传统的产物。

任何对文学史的研究史有些常识的学者都应该认识到在建立我们中国文学史的框架的工作中，日本的学者有巨大甚至关键的贡献。这当然是二十世纪初的事。中国国内的文学研究在过去五十年中虽然对文献的整理投入不少努力，但对文学本身的意义的理解这一最为重要的文学研究目却基本都是在做减法而不是加法。所谓减法就是我们对各个时代的文学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排出了高低主次，从而将被认为不重要的扔在一边。所以讲到诗经就重国风而轻雅颂，讲到汉文学就重乐府而轻辞赋，讲到六朝隋唐就重散文而轻骈俪，讲到宋代就轻宋诗而重宋词。在宋词中重豪放而轻婉约。这不仅是文学进化观念产生的后果，也是意识形态的压制所产生的结果。这种情况虽然过去十多年有了不少改变，但大体格局还在。而其后果就是即使在那些受到中国国内重视的文学典籍和作者的研究中，也是将这些研究脱离整个文化史和文学氛围的研究来谈，常常肤浅之极。比如谈六朝，不深入研究石崇潘岳如何能真正理解大小谢和陶渊明呢？不谈经学的特色又如何能深入了解诗歌的表达内涵呢？不研究小作家如何研究大作家呢？不研究《金瓶梅》又如何能研究好《红楼梦》呢？凡此种种令我们的文学研究不是缺斤短两，就是味同嚼蜡或者逻辑乖谬。而这些负面的因素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是相当少的。另外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水平高下是受对文学的研究的整体能力制约的。在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是唯一可以有领先可能的文学研究领域。但在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相当于其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日本对其本国文学的研究实在是到达了蔚为大观，居于世界绝对领先的地位。而他们对西方文学甚至印度文学的研究也有很高水准，这些如何能不带动和刺激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呢？这种同类内部的竞争是不能忽略的。

中国由于自身传统的存在和学者人数的众多，在文献校勘上有很多成绩，所以总量的确比较可观。但是我们的校勘质量高下端看学者个人自觉程度，所以真要算起平均水准，恐怕还很难说比人家高很多。而且我们有许多校注整理往往缺乏一定的学术目标，所以有时看上去很博洽的东西却未必真正有启发。比如钱默存就批评过一位老先生的注，虽然博极群书，却会失去宗旨。相反我所看到的日本对中国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平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也和研究课题结合较紧。了解这种工作最好是我们去读那些日本的大学学刊上连载的某古代文献的校注，这往往是那个学校师生研究课工作的报告。当然水平最高的是京都和东大等校的会读报告。至于洛下棠君提到的书志学，我想像兴膳宏和川合康三对于隋书经籍志的透彻全面研究我们就没有，那等于是一部唐以前的文献史的研究。像对文选的研究也早就有小尾郊一等做的李善注引书考证等等，我们好像也不如。我最近读过的讲宋代书籍聚散的研究水平也很不错。这些都是随便举的例子。其实日本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索引的编纂也还在继续。我前一阵收到的京都人文所编的几种中古有关域外记载的引得就不是电脑输入的文本可以取代的，让学者可以很放心的去利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重要文献在日本几乎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整理注释本，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文献学的研究和文学研究关系密切，但是不能取代文学的研究。中国对自身文学的研究在开拓视野和解释作品的细腻方面是很成问题的。就古代文学而言，在大陆过去四十年内出版的著作，我很难列出一份为数超过十四五种的真正值得阅读的文学史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必须同时有深厚的洞察力，严密的逻辑，细腻的文本解读和明晰的文笔。所以在我看来这份成绩单是说不过去的。关键是我们很多研究文学的学者缺少两个成为一流文学史家必须的要素，好的史学的训练和好的文学批评的训练。我当然不是说日本的学者都有这样的训练，但在西方，最好的文学史家很多是这两者兼具的。我的印象中日本学者其实经常借用西方的理论，但是用的往往比较隐晦。像比如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的观点就被研究科举文学的学者经常采用。但因为日本的学术翻译工作远比中国做得全面和认真，所以对观念理论的传递误差较小。

泛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水平对我们的认识可能没有太大实际的帮助。比较合适的方法是我们可以举出一本中国在过去四五十年内出版的最好的文学史研究著作，然后再看看日本的学界的同类研究中是否有同样水平的研究。就以有的网友指出的一些经典和文豪为例，我可以再随意举些日本研究的范例。以诗经为例，日本学者中我觉得最杰出的研究是白川静的三大卷著作。白川静是日本金文研究的大家，这方面研究我无法判断，但他对诗经的研究巨作我是读了相当一部分的。我觉得他将诗经放置于中国上古整个历史文字的背景下加以探讨，由于他各方面功力的深湛，加上尤其注意文学表达和礼仪宗教等层面的关系，可以说在整体成就上是我读到过的最了不起的诗经研究著作。无论前瞻性还是细腻我相信都是远在中文世界任何学者的研究之上的，而且事实上也引出了当今中国以外诗经学研究和礼仪信仰信仰并行的主流趋势。除了白川静之外，小南一郎和西冈宏的著作，比如后者的《中国古代の葬礼と文学》（汲古书院，2002），也颇为出色。他们从上古文化史的角度对诗经所做的分析和产生的观点早在大量简帛文书出土前就形成和提出了，而现在的上古文献出土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影响力。楚辞的研究也顺着这一方向演进。以楚辞而言，稍早的就有星川清孝的《楚辞の研究》和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尤其是竹治贞夫的巨作我觉得眼光远过游国恩和姜亮夫，所谈的大多是中国学者根本没有触及的课题，而同样这些课题现在在中国和西方都成了年轻学者观察的方向。而近年的研究中石川三佐男的《楚辞新研究》（汲古书院，2002）就比中国同类的新研究高出许多。他虽延续了日本前辈学者开拓的方向，但大量运用新出土资料来具体落实楚辞的结构的礼仪功能，工作很细腻严密，比如用〈天公行出镜〉来对应九歌的神灵系统等等，都很值得一读，至少让我对云中君的意义有很多新认识，这是还没有从中国国内的研究中读到的。讲到汉魏六朝的文学，日本前有斯波六郎冈村繁兴膳宏吉川忠夫等领路，后有大批优秀学者，其工作的涵盖面由于我前面提到的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远比中国国内学界广大，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几乎无所不包。而且研究中文史哲打通的情况尤其突出，像文选学近年才在中国受到重视，但一向是日本的强项。其他具体的例子多而杂就不一一列举。而对唐代的文学的研究，不要说在白居易的研究上领先，对其他很多重要作家如元稹，柳宗元和韩愈等等都领先中国国内。我读到的讨论柳宗元的最好的论文除了陈弱水先生的，其他基本都是日文的。日本在唐诗的研究方面最精彩的大都是论文而非大部头专著。但是近年出的专著里也有好研究，比如西�{常紀的《唐代の思想と文化》（创文社，2000）就很有特色，其中重视权德舆的影响以及从遗言来研究文人都是中国文学研究者未注意到的。

当然说到像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我觉得中日间的贡献虽然差不多，但都不谈不上有杰出的研究。西方的情况也一样。我这里的西方同事前些天还在对我说像杜甫这样的作家居然连一部精彩的传记也没有。事实上对杜甫的研究因为受到太多长期形成的话语的束缚，而且杜甫往往被从当时诗人群体和文化政治氛围中孤立出来讨论，所以要真正突破其实也很困难。对杜甫的研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成果是洪业先生的两大卷杜甫传，但偏偏是这部著作，在中日都没有能产生影响。同样以研究苏东坡而言，西方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苏轼传出自林语堂的手笔，而恰恰是这部精彩的小书却在中国大陆无影响。

吉川幸次郎是日本最重要的宋诗研究者之一（其他很多方面也是）。他的《宋诗概说》应该也算是中国之外宋诗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在中国的学者中，钱锺书在这个领域内其实最有发言权，眼光也是最了不起的，而且对宋诗的内在理路把握任何人都难以企及。但他的观点和中国国内一般的宋代文学研究基本是脱离的。中国国内宋诗的研究直到这过去的十年才慢慢赶上，而且成果还是很有限。当然也出现一些让我佩服的学术著作，像祝尚书有关宋代总集和别集的研究，就不单单是考据，里面有许多文化和历史问题的判断，我觉得是两部很重要的著作。

但一般来说，中国国内对宋代文学的研究工作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融入许多宋史研究的新进展。而日本在这方面就正好相反。虽然他们对宋诗的研究整体成就似乎比不上唐代文学的研究，但是角度上的新颖却有过之。比如日本学者中高津孝从宋代科举的角度来谈宋代文学就很有意义，他提出的一些看法和西方宋史界的看法也很接近，我上面讲到的用布迪厄理论，他就是一个例子，但这也是当下的风气所致，我感觉他是受风气的影响而非倡导者。但他的具体研究则是相当具有原创性的。比如他用科举的市场需求来解释古文选本的流行和理学家对此的介入就很重要。在这些问题上对西方宋史界年轻一代学人对宋代文化的研究有相当的影响。如果说到对苏轼以外其他的宋代大作家的研究，就我所读到过的，东英寿的《欧阳修古文研究》（汲古书院，2003）我觉得在欧阳修文学的研究里是最好的一种。这部著作的各章目录看上去很平实，但里面的讨论却有很多独到之处。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虽然做了很多版本考订的工作，但是等到了对文学家和作品的研究时反而常和文献学严重脱节。但日本的研究专家在研究中对版本流传的意义是有很自觉的认识的。比如东英寿就对欧阳修的文集版本流传的研究做的很好，不仅显出很扎实的基本训练，而且他这样做是有很强的文学史意识的。在大陆出的《新宋学》第二期有一篇他评中华本《欧阳修全集》的文章，原文就收在他的《欧阳修古文研究》里面。该文揭示出来的对欧阳文忠的著作版本加以考订的意义几乎都是欧阳修研究的关键之处，可作通过版本学研究文学的范例文章之一。我感觉像东英寿，高津孝这些日本的年青学者，就像当年高田时雄，吉田丰等年轻的敦煌学研究者一样，以后会成为世界宋代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团体。

元明清以下日本学者的研究的成果更数不胜数，像田仲一成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就很特出，在很多地方的眼光绝非国人能望其项背。我们的文学研究就算是一流学者也通常局限在我们自己划定的所谓文学研究格局内，谈的主要还是作品的风格意义和作者的生平考订，但像田仲一成这样将田野调查等等人类学的资料方法引入对戏剧史的讨论是几乎没有的。还有像明清小说和日用类书这类重要的结合文学和文化史的课题也是日本学者率先开拓的（作者和书名我一时忘了）。

以上是一些记忆所及或手头正有的例子，我想基本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当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也有其“不见“的方面，但如果说中国国内在文学史的研究上对日本全面领先，我是没有胆量说这样的话的。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否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钱默存早就说过，否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由 宰予 于 05-08-2006 12:31 AM 最后编辑

不单是文学史，
其他一些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也有类似的情况。

日本学者在“方法”“理论基础”方面，
早就全面接受西方的基础理论，
这是他们研究有过成果的最根本原因。

国内学者，我不熟悉，
不好多说，
但是以一般的规律看，
“学术规则”都不重视，“学术规则”都阐发不清楚，
如何能做好学术？

就如同足球规则都搞不清楚，
如何能踢好足球？

深为叹息。

云中君此帖，可谓“中庸”，比较客观的评述了中日在学术研究上的优、缺点。
但在下以为我国学之研究，不必一定按照西方理论来进行（本人对西方学术了解甚少，以此求教于宾南兄），乾嘉诸老，虽然没有什么理论，但其成就之高，恐非我们这一代人所可企及。陈寅恪先生亦为一不世出之奇才，其游历之广，见闻之多，水平之高，固然与其遍游当时欧美学术重镇有关，但其根源却深深植根于我国文化之中。提倡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之梁任公，固是西学介绍之功臣，但观其政论，恐非一国学浅薄之人所能为。唯将西学之道融汇于我华夏文化之中，方能推陈出新，此可以王国维观堂先生为证，其与西方哲学颇有研究，然其所治，主要在于中世以前，亦即要抓住我国学问之源流与根本。此中西会通之嘉例。
我学界现在实际既缺西学、更缺国学。凡于我国传统学问有深切关注之人，想来这种趋向早已感觉得到。传统之大宗——经学，现几成绝学；读书之法，首在识字，音韵、训诂、文字之学早已成绝响，是我国学不得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重要原因。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自己不重视自己的学问，怨不得别人超过我们。

文章令人赞叹，现实令人悲哀。

作者指的是否这部著作：小川阳一《日用类书による明清小说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 1995？

近期小川仍有精彩的篇什，用心之细，有点像泽田瑞穗。可惜发表的刊物经常很偏僻，搜讨不易。有些是科学研究费成果、奖励金研究成果报告书，属于半公开出版物。只能寄希望于结集出版了。

另外，日常类书的研究目前重镇之一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由金文京教授主持一个长期的课题组（日语称“研究班”），定期有聚会。

由 叡叟 于 05-09-2006 12:06 AM 最后编辑

是小川阳一的这本著作。
我读到过金文京的那个研究班的课题概要，时代比较靠前，主要是元代。而重点研究的对象基本是《事林广记》。参加者中如古松崇志也是研究元代的年轻学者。

这两天一直没有上网，刚刚看到云中君的贴子，想马上回复，但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牵涉到一个比较的方法与评判的标准问题，如何能够建立一套较为规范的比较方法，如何能够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评判标准，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再来比较，才有可能得出一些大家认同的结论。不然，鉴于评判本身具有主观性（在文学研究的评判方面这一性质就更加强烈一些），肯定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互相都难以说服对方。而要建立规范的比较方法和互相均能认可的评判标准，则需要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比如：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具有共识。所以，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现在正值大陆高校的答辩季节，疲于奔命。等空闲下来之后，思考也成熟一些，我可以向云中君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大陆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再来请教云中君。

吉川幸次郎是日本最重要的宋诗研究者之一（其他很多方面彩牵�。他的《宋诗概说》应该也算是中国之外宋诗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在中国的学者中，钱锺书在这个领域内其实最有发言权，眼光也是最了不起的，而且对宋诗的内在理路把握任何人都难以企及。但他的观点和中国国内一般的宋代文学研究基本是脱离的。中国国内宋诗的研究直到这过去的十年才慢慢赶上，而且成果还是很有限。当然也出现一些让我佩服的学术著作，像祝尚书有关宋代总集和别集的研究，就不单单是考据，里面有许多文化和历史问题的判断，我觉得是两部很重要的著作�?br />
但一般来说，中国国内对宋代文学的研究工作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融入许多宋史研究的新进展。


那些缺了的文字是甚麼？

吉川幸次郎是日本最重要的宋诗研究者之一（其他很多方面也是）。他的《宋诗概说》应该也算是中国之外宋诗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在中国的学者中，钱鐘书在这个领域内其实最有发言权，眼光也是最了不起的，而且对宋诗的内在理路把握任何人都难以企及。但他的观点和中国国内一般的宋代文学研究基本是脱离的。中国国内宋诗的研究直到这过去的十年才慢慢赶上，而且成果还是很有限。当然也出现一些让我佩服的学术著作，像祝尚书有关宋代总集和别集的研究，就不单单是考据，里面有许多文化和历史问题的判断，我觉得是两部很重要的著作。

＝＝＝＝＝
刷新一下就显示正常了。

请问：一一老师看过了《粟特人在中国》，有何评价？

謝謝木原先生的指示。

至於木原先生提到《粟特人在中國》一書，說來正巧，我昨天才剛剛把該書看完了。其實不過是泛泛地看了一遍，大約了解了每一篇的主旨。我對這個課題一直很感興趣，也會讀有關的著作，但不過是為了多認識一些，實情是素無研究，認識膚淺。買這本書是為了藉此認識一下當中所收法國和日本學者的研究。此外，又拿起了《從撒馬爾幹到長安》來一起看看，也頗有趣。
我實在不能作甚麼評論，不過，印象是書中所收的論文，可能因為本是會議文章，又因篇幅所限，對一些問題的討論似乎未夠深入，有點淺嘗輒止的感覺。而且，所討論的問題的範圍也許還可以擴闊一點吧？

我實在是外行，不敢置喙。
反而在＜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中國收藏網頁推介＞的貼子中，看到木原與叡叟及其他先生的討論，很受教益。木原才是行家，不知又有何看法呢？

引用:

---

最初由 木原 发布
这两天一直没有上网，刚刚看到云中君的贴子，想马上回复，但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牵涉到一个比较的方法与评判的标准问题，如何能够建立一套较为规范的比较方法，如何能够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评判标准，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再来比较，才有可能得出一些大家认同的结论。不然，鉴于评判本身具有主观性（在文学研究的评判方面这一性质就更加强烈一些），肯定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互相都难以说服对方。而要建立规范的比较方法和互相均能认可的评判标准，则需要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比如：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具有共识。所以，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现在正值大陆高校的答辩季节，疲于奔命。等空闲下来之后，思考也成熟一些，我可以向云中君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大陆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再来请教云中君。

---

很多人光注意日本學者的瑣細了，沒看到文字中時時透出的歷史和文化感。
類似地，說陳寅恪是考證家的，一定是外行。

引用:

---

最初由 巴斯光年 发布
很多人光注意日本學者的瑣細了，沒看到文字中時時透出的歷史和文化感。
類似地，說陳寅恪是考證家的，一定是外行。

---

今天失眠，正好可以来回云中君的这个贴子。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对“如何建立一套较为规范的比较方法，如何能够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评判标准”一直想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只能泛泛地谈感觉，个人感觉当然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第一，我认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不但现在没有超过中国，今后也没有可能超过中国。理由很简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文学研究的是汉语的表现艺术。语言能力再强，也无法超过母语国家对此种语言的理解与体悟。这一点，无论从经验上还是逻辑上，都是可以证明的。日本研究中国文学有其优势，比如说，他可以不经翻译，直接用训读法直接阅读中国作品。但是，不要说一首诗歌发音完全改变后其美感丧失大半，即便是完全相同的词汇，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其意义、语感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变。因此，用训读法翻译（如果这也可以算翻译的话）的作品基本上已经是另一首作品了。如果用意译法呢？吉川幸次郎算是中国文学翻译的一哥了，但是竹内好举出很多例子批评他缺少对汉语语感的敏锐，遑论他人？如果对一首作品的理解与体悟都有相当的隔膜，说对作品的研究超越了母语国家的研究者，难以相信。
　　吉川幸次郎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享有盛名，这一现象本身说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不如中国。吉氏的《中国诗史》已有章培恒先生等人翻译出版，很快淹没在一堆平庸之作的汪洋大海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吉氏的宋诗研究是他的强项，但云中君已经承认钱钟书的成绩日本人比不了。但是说钱氏的宋诗研究是与全国的宋诗研究脱节的，我却不以为然。众所周知，晚清近代对宋诗的理解与把握是前代无法比拟的，同光体的出现就是明证。这些作者大部分都活到了民国，他们的点评诗论散见各处，常有精到之处，钱钟书治宋诗即是受陈衍影响。钱钟书对宋诗的看法可以视作是同光以后治宋诗者观点的一个结晶，反映的是诗坛的普遍看法。只不过钱氏精妙的语言和在另外领域建立的声名使得它们更容易被人接受而已。钱氏以后，在宋诗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的如程千帆，其古诗文创作的造诣众所周知，对宋诗的理解岂在吉川之下？现在的研究者如程氏弟子莫砺锋等，虽然不敢说有钱先生那样的精采，但其扎实程度学术界也是一致公认的。

木原先生本人的外語程度我完全不了解，不過樓上的帖子對讀外語的經驗好像有點隔。一個人英文如果能夠運用自如，那麼他讀英文的時候，多半會用英文思考。洋人讀中文的時候，也應該能用中文思考。不然就是解讀而不是閱讀了。當然用洋文討論中國問題，就必須翻譯中文材料。這雖然麻煩，卻有個副加的好處，就是讓人每個字的意思都不能放過。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驗：自以為看得很熟的東西，到了翻譯的時候還是要查字典。

由 宰予 于 06-01-2006 02:51 PM 最后编辑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确有其优长之处。第一，他们接受现代学术观念较早，很多开疆拓土的工作都由他们来完成。但也必须看到，在这片疆土上建立堡垒的往往是母语国家的研究者，一旦后来居上之后，日本人就很难超越，只能转而寻觅新的牧场。比如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是受了盐谷温的影响，但当鲁著出来之后，谁还会再看盐谷之著？此类例子甚多，不一一例举。
第二，在有些领域，日本拥有资料上的优势。比如说，在六朝宣佛小说、《文选》、《文镜秘府论》、白居易研究上就是这样。由于中国大陆闭关锁国，形成了信息的不对称。大陆的各种版本日本研究者很容易得到，日本的版本大陆则很难见到，因此造成了日本领先于中国的局面。但是随着交流的增多，这种优势将不复存在。比如《文选》研究，随着日本版本不断介绍进来，现在大陆的文选研究不复落后。这在去年召开的文选学年会上表现得很明显。日本来了6、7个人，没有提交什么高水平的论文，他们的领军人物清水凯夫的观点遭到了大陆学者的很多批评，这种批评都是有理有据的。而去年由于曹道衡先生的去世，文选研究的一流学者还并没有到会。至于白居易研究，洛下棠说日本的研究肯定超过中国，当初考虑到白居易作品在日本的保存流传、日本人对白居易的热爱，而白居易研究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灾区，我曾不加思索地加以接受，但现在一想，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也属于白居易研究，加上台湾罗联添、费海玑等人的论文，要说日本一定超过，也很难令人信服。
第三、日本人工作认真，因此对资料的发掘掌握上，时有超过中国之处，这点我个人的感受尤其深刻。举例来说，谁都知道灰姑娘故事的最早记载出自于中国的《酉阳杂俎》，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发现者，后来才知道是南方熊楠。继而发现钟敬文那篇有关天鹅处女故事的名作中所引用的《搜神记》和《玄中记》的材料首先发现的也是他，深表佩服。类似例子太多。但如果从整体而言，由中国人发现的材料毫无疑问更多。同样是研究王琰的《冥祥记》，小南一郎用的材料曹道衡、李剑国没有注意到，但李剑国用的《万岁通天贴》的材料，小南一郎也没有发现。而且，日人这方面的优势随着电脑的普及，也很快将不复存在。
第四、日本真正的优势是在他们拥有一些优势学科，比如道教、佛教、民俗学等。但当与文学的结合以后，他们的领先地位也就不再显著。现在的大陆学者比如孙昌武，他在道教、佛教方面的研究完全借鉴日本的成果，但结合文学来谈，这类综合性研究也很难说落后日本多少。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仙道小说的研究，这个领域，小南一郎做得比较早也比较好，但李丰愗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
　　日本汉文学研究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上文说的在语言方面存在天然劣势以外，日本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研究缺少那种灵动与想象力，他们很难产生像郭沫若、闻一多、陈寅恪那样充满想象力的学者，读他们的论文，很少有拍案叫绝的惊叹。黄季刚与吉川幸次郎见面时，曾特意说：中国学术的特点不在发现而在发明。这固然表现出黄侃固有的文化自大症，但也确实点出了日本学者研究的弱点。这种弱点在文学研究上可能会更加放大。
　　说了以上这些，肯定不是想掩盖我们的问题，因为这种比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即便是我们领先也不足以自豪，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我们在日本文学的研究上超过了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这才是我们自豪的那一天。

「竊以為」當務之急是把別人的好東西學到手，而不是按自己先入為主的想法訂競賽規則。不然，我們就會走上這樣的老路：把複雜的發展問題化為競賽的問題，再把競賽的問題化為指標問題。等指標超額提前完成了，才發現發展的目的遠遠沒有達到。

引用:

---

最初由 木原 发布
如果我们在日本文学的研究上超过了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这才是我们自豪的那一天。

---

引用:

---

最初由 一一 发布
謝謝木原先生的指示。

至於木原先生提到《粟特人在中國》一書，說來正巧，我昨天才剛剛把該書看完了。其實不過是泛泛地看了一遍，大約了解了每一篇的主旨。我對這個課題一直很感興趣，也會讀有關的著作，但不過是為了多認識一些，實情是素無研究，認識膚淺。買這本書是為了藉此認識一下當中所收法國和日本學者的研究。此外，又拿起了《從撒馬爾幹到長安》來一起看看，也頗有趣。
我實在不能作甚麼評論，不過，印象是書中所收的論文，可能因為本是會議文章，又因篇幅所限，對一些問題的討論似乎未夠深入，有點淺嘗輒止的感覺。而且，所討論的問題的範圍也許還可以擴闊一點吧？

我實在是外行，不敢置喙。
反而在＜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中國收藏網頁推介＞的貼子中，看到木原與叡叟及其他先生的討論，很受教益。木原才是行家，不知又有何看法呢？

---

引用:

---

最初由 宰予 发布
木原先生本人的外語程度我完全不了解，不過樓上的帖子對讀外語的經驗好像有點隔。一個人英文如果能夠運用自如，那麼他讀英文的時候，多半會用英文思考。洋人讀中文的時候，也應該能用中文思考。不然就是解讀而不是閱讀了。當然用洋文討論中國問題，就必須翻譯中文材料。這雖然麻煩，卻有個副加的好處，就是讓人每個字的意思都不能放過。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驗：自以為看得很熟的東西，到了翻譯的時候還是要查字點。

---

引用:

---

最初由 木原 发布
　　日本的顶级学者应该能用汉语理解与思考（实际上，大部份学者做不到。我碰到的日本学者，通常日常交流都结结巴巴，其中一些是很知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但用外语思考毕竟不如用母语思考，在这个层面上，外语研究者已经开始吃亏了。

---

由 宰予 于 05-31-2006 11:23 PM 最后编辑

母语优势有时候也有副作用。比如在读古文献时，往往容易不求甚解。而外国学者需要通过翻译，通过本国语言来重新表达，往往对文本的涵义做到了更为精确的理解。

回宰予：
　母语优势不是在理论上存在，而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存在。前不久还有一位治敦煌学相当有成就的日本学者对我说，由于语言上的劣势，他已经准备转换领域了。相反像Joseph Conrad，V.Nabokov这样的才是极其另类的个案，除了超强的语言天赋之外，还需要非常优越的教育条件和生活环境，而且只能出现在英语这样的强势语言中。这种例子不具备普遍性。

引用:

---

最初由 宰予 发布
用洋文討論中國問題，就必須翻譯中文材料。這雖然麻煩，卻有個副加的好處，就是讓人每個字的意思都不能放過。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驗：自以為看得很熟的東西，到了翻譯的時候還是要查字點。

---

引用:

---

最初由 木原 发布
一一，应该感谢的是木兮。您所说的那本书我还没有看过，显然不是行家。

---

其實千言萬語，不過就是：潛力大跟成就高并非永遠是一回事、不應該因為自己有潛力就不學別人的優點。如此而已，排名次之類，都是次要的。

中國文學跟敦煌學都不是我的本行，我就不再多說了。以我的本行來說，我確實見到過把母語優勢用得很好的人。但我也見到過自以為有母語優勢，而實際上成就并不如外國人的人。後一種現象，我覺得尤其應該警惕。

翻译时需要逐字搞清楚原文，这对于一般的阅读者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优势，但对于专业的作品研究者来说，这个优势并不存在。严谨的作品研究通常都会从校注入手，这种工作也需要逐字的理解以及更多。而且，翻译中的逐字落实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破坏了作品的多义性，而注释只是提供理解作品的一种或多种可能，而作品理解上的多义性依然能够保留。

引用:

---

最初由 木原 发布
翻译中的逐字落实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破坏了作品的多义性，而注释只是提供理解作品的一种或多种可能，而作品理解上的多义性依然能够保留。

---

引用:

---

最初由 木原 发布
翻译中的逐字落实有一个缺点，那就是破坏了作品的多义性，而注释只是提供理解作品的一种或多种可能，而作品理解上的多义性依然能够保留。

---

对于我本人，宰予完全可以批评为是“自以為有母語優勢，而實際上成就并不如外國人的人。”但是对于一个学科的总体评价，则应该慎重。因为这其中包括了我们尊敬的前辈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学术成就，也包括了海内外诸多时贤们的的辛勒劳动，因此，不宜过分贬低。认识到本国学者的优长之处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拒绝外国学者的优势，我的贴子一直在谈论日本学者的优点。鉴于宰予已经颇有情绪了，到此为止吧。

引用:

---

最初由 木原 发布
对于我本人，宰予完全可以批评为是“自以為有母語優勢，而實際上成就并不如外國人的人。”但是对于一个学科的总体评价，则应该慎重。因为这其中包括了我们尊敬的前辈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学术成就，也包括了海内外诸多时贤们的的辛勒劳动，因此，不宜过分贬低。认识到本国学者的优长之处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拒绝外国学者的优势，我的贴子一直在谈论日本学者的优点。鉴于宰予已经颇有情绪了，到此为止吧。

---

由 宰予 于 06-01-2006 02:55 PM 最后编辑

我刚看了木原的帖子，觉得很讶异。一个讨论中日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现状的帖子会被转化成母语是否对研究本国文学史有绝对优势的讨论，这完全背离我当时谈这方面的感想的宗旨。而且木原的帖子看起来更像是宣言式的通告而非事实的陈述。并很大程度上误解了我的文意。我特意举出过去五十年的两国学术状况和成绩，目的就是要说明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学术取向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负面影响有多大，而完全不在于说明是否中国人和日本人谁研究好中国的文学史的潜力更大。除了钱钟书之外，我也特意不提吾国上世纪前半期的学术名家，原因也在于此。如果能按那段时间的学术道路发展至今，则中国对自身人文的研究当然很可能凌驾一切他国人对中国文史的研究之上。但这种情况恰恰没有发生。现在各方面的条件虽然有相当地不同，那也不表明现在我们就能很快做到全面赶上或超过他人。因为中国的学界今天面临其他以前没有的问题。木原似乎只注重技术性和资料性的东西，对于学术理念岁能产生的作用避而不谈，也完全不在意陈旧方法和概念所具有的惯性，而只在乎中国和日本人研究的潜力如何。而且木原的一些说辞，比如日本人的民族性缺乏想像力之类，我觉得这实在不像是一个有客观思考能力的学者该说的话，也就实在不值得一驳了。如果日本人对中国的学者有如此评价，那么我就不知道木原会有何反应了。

如果就具体的例子来说，木原用钱钟书继承晚清以来对宋诗研究的成果来说明钱的研究和国内研究不脱节，这是颇为奇怪的。我特别表示钱代表一个正在消失的学术传统，我虽然没有明说这时什么样的传统，但我指的就是晚清民国以来重视宋诗的传统。但这和六十年代钱的宋诗选注出版时国内对宋代文学的研究有何关联呢？不仅钱的研究很长时间内根本得不到呼应，而且钱本人也承认，他的诗选中的意见颇有迁就当时风气压力的一面，这也足以证明并不能代表他全部的意见。我正是在此意义上说明钱的研究和时代脱节，否则我的话就成了无的放矢。

木原为了说明中国人的研究不弱，举出不少台湾学者的研究做例子，我对此也甚感奇怪。他们的成绩如何能放在这个讨论中来说明呢？木原还提到海外学人的成绩，那就更怪了，这只能说明木原的心中只有中外之分，而无学术理念的高下之别。我谈中日之比较，讲的其实只是文学研究的视野和取向之别。这种讨论也可以变为大陆台湾的对比。如果真要讲母语的优势，那不是不可以，但应该等待我们都能接收比较宽广的视野后再说不迟，否则就成了阿
Q。木原举出一位颇有成就的日本敦煌学学者表示感到有语言的压力而思转行，如果真有其事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这恰恰表示日本学者对追求学术标准的自觉。木原君怎不想想，我们国人学者中许多早就不该留在学术行业里的人有几个有如此的自觉，如果碰上小有成绩的话还能对人表示他要改行。将这位日本学者所具有的那种自觉当作他人的弱点，我们的眼界也未免太小了一点吧！

木原的一个误区似乎是认为日本人唯勤勉而已，既不聪明也不深刻，我对此不知道如何回答好，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真正称得起大智若愚型的民族，非日本莫属，而世界上也只有中国人才常常认为日本人是不聪明的。另外现代电脑等技术的普及也不等于中国国内所获的信息就能在段时间内转化成学术上的成就。我已经说明过，国内学界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前人的研究常常不受重视。就拿木原君来说，我记得一两年前木原君曾在往复上贴过关于后翌射日神话的分析，并表示要放到大学课本里。木原君的意见当然对人有启发，但我不了解木原君是否意识到早在三十年代，茅盾就对这类神化有过分析，茅盾这方面的研究重印过多次，按照学术讨论的惯例，木原君是应该在参考茅盾的见解的基础上发表意见的，但事实上木原君似乎没有这样做。所以潜力也好，潜在的资源也好，即使就在身边，如果不想到去用，那会起什么作用呢？

由 云中君 于 06-02-2006 01:20 PM 最后编辑

云中君还能记得我两年发的贴子，很是佩服。不过贴子谈的是“夸父逐日”，而不是“后羿射日”。神话研究发展到今天，光参考茅盾的意见也远远不够了。正是因为翻检了前人的研究后并没有找到类似我的说法，没有把握，才想听听网友的看法。写一个解题，也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观点一一罗列，课堂上自然会向学生开列参考书目的。编教材如果前人的说法有道理，肯定是会用前人的。云中君用网上一个100字的贴子来证明我不重视前人的学术积累，这就如同我因为云中君记错了贴子内容而指责您治学不严谨一样，是荒唐的。
　　如果云中君要强调的是大陆的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与影响，那我完全没有异议，而且我们身处其中，感受尤其强烈。至于云中君责怪我的贴子缺少事实的陈述，那是因为此一题目实在太大，如果陈述事实的话，那么一本书也可能说不完，因此只能选择几个点来谈。
　　云中君的这个贴子是承洛下棠的贴子而来，当初的话题是现代汉学研究，云中君贴子的题目是中日中国文学研究的比较，因此包容海外、台湾以及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那是顺理成章的，要比的话，当然要拿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来比。如果云中君特指的是建国以后大陆的文学研究，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这样的话，我根本不会发贴子来为这段时间的学术研究辩解。
　　至于日本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是否表现出了足够的想像力，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如何做客观的研究，我还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因此只能谈主观感受。如果云中君的感受正好与我相反，我也完全尊重您的感觉。

由 木原 于 06-01-2006 04:33 PM 最后编辑

说到日本人思维无创造力，其实这原本是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观点，而西方观点是以他们的哲学体系为绝对标准的。中国人拾其牙慧，却没有意识到按西方十九世纪的观念，中国更算不上有深刻思维之民族。而最具讽刺的是，一举击破西方这种观念的，不是有三千年传统之吾国国民，而是日本二十世纪以来对所谓东方思维的建构，尤其是铃木大拙对于禅宗思想的理论化。这才使东西对立，西方的思想标准不复有效。如果问一下西方的一般知识人何谓东方思维，就可以明白究竟是回答日本式的禅宗多还是孔子多？今天吾国的所谓东方思维之说甚嚣尘上，可是饮水思源，总不能不对日本有所感激吧。

由 云中君 于 06-02-2006 01:14 PM 最后编辑

茅盾对夸父逐日神话的解读是说“可能是巨人族与神争霸的象征”，我不知道云中君说我们俩对神话的基本假定是一样的指的是什么？
　　再说一遍，如果云中君说的是50年来大陆的文学研究，我对云中君的基本判断没有异议。
　　我说日本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缺少想象力完全不是受了西方思潮的影响，我还根本不知道西方有这样的说法，只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就我搞的几个题目而言，就凭日本学者掌握的材料，如果他们稍一联想，就完全可以别开生面。另外，想象力虽然是形成创造力的重要元素之一，但这两者之间还不能完全等同。

在补充一点，木原帖中提提到的程千帆先生和莫砺锋教授，都是我佩服的学者，尤其是程先生。但我不得不指出的是，程先生的学养大半被时代所糟蹋，他的回忆中对此有极深的感慨。他批评钱钟书写诗没有血性，正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的感触，和我所了解的另一位有良心的学者的意见不谋而合。程先生虽然八十年代后桃李满天下，莫教授是其中之一，但是程先生本人却没有得到多少安心著述的机会。他的著作我读得很多，手边也都有，就拿木原君所说的程先生对宋诗的认识而言，我想引一段程先生自己对其《两宋文学史》所发的感慨吧：

“就我个人来说，一部1957年春天就写成了初稿的书，一直要等到1988年，还是在一位朋友的大力协同之下，才能完成，请在读完这部书之后，代我回答这个使我不无迷惘的问题吧。"

我的标题固然是中日对比，但内容全是有关过去五十年的，而且我在文中还明确作了说明。否则我在中国方面不提闻一多，不提鲁迅，不提陈寅恪，而在日本方面不提青木正耳一类的学者岂不成了怪事？难道我说的那些问题放之中文世界而皆准？

茅盾讨论的就是夸父追日，是我一时记错了。其事茅盾这方面的研究到今天看还是很新颖的，因为他化用了很多人类学的观念，和当今中国神话学注重民俗学取向很不相同，所以我觉得其意见一点也不过时。我之所以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木君的解释也好，茅盾的解释也好，表面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其实对中国神话的性质的假定都很类似，那样的话，有何理由说一种解释一定好过另一种呢？所以我正是希望木君对这些前提作多一点的思考，这样可能会更有突破。
。

由 云中君 于 06-02-2006 01:19 PM 最后编辑

　。
　

由 木原 于 06-02-2006 03:27 PM 最后编辑

。

由 南箕北斗 于 06-03-2006 02:48 PM 最后编辑

。

由 木原 于 06-02-2006 03:27 PM 最后编辑

。

由 南箕北斗 于 06-03-2006 02:48 PM 最后编辑

木原如果一味用挑字眼的方法来证明我误解他的意思实在让我觉得悲哀。其实这些都不能说明问题。改变领域不也一样说明这个学者的自觉么？我们不是有许多学者明明对某一方面的研究不够格，可也还在做那方面的研究么？

至于夸父的问题，我只是为了说明神话研究不能只想具体的解释而不思考解释背后的理论依据是否有问题。神话是一个系统，考虑夸父时不能不同时考虑其他同时出现在一个文本中的神话的解释，神话也是文本，所以谁纪录，为何而纪录都需要考虑，这在中国神话尤其如此，因为中国神话在文字中出现的时代都相对较晚。我其事并没有在概括茅盾的见解，因为我不觉得和我们关于神话解释的理论依据的讨论有关系。所以我那几句关于射日象征什么根本是在打比方。如果我们在讨论茅盾的具体观点，那样作才有必要。可见木原不太能分清具体观点和整体研究取径之间的区别。我出于好意提醒木原，而且觉得像木原这样的学人应该很容易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木原前面就已经概括过茅盾的意见，我如果真不知道，为何不就引用木原的概括呢？
至于神话的产生，我哪里说过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但你如果要提出一个具体的解释，则必须对做出这种解释的前提有个说明，这是世界上研究神话这门学问所必须做的一个工作。否则就是盲目的，木原觉得一般对这类问题可以悬搁，我觉得这是缺乏的必要学术思考，是将神话的产生看的太简单了。

神话为何一定是先民对自然认识的形象化呢？我们如何能假定这是合理的思考途径呢？这本身是一个文学以外的问题，照有些人类学家的意见，如果先民产生的神话真有规律可循，我们恐怕也找不到。所以我们不思考这样的前提，光去想夸父代表什么，射日是代表抵抗旱灾还是代表抵抗暴君？
岂非尤隔一间么？

由 云中君 于 06-02-2006 01:17 PM 最后编辑

我觉得钱钟书深受陈衍和同光体的影响本是个常识。除非不独钱的论诗著作，否则不会不知道的。而且木原以此来驳我的观点是无的放矢。除非木原君相信同光体的意见在六十年代还是主流或很有影响。 我既然讲六十年代的中国，为何要去强调钱和民国时代宋诗研究的关系呢？ 但因为我没有明确去提就觉得我是强以为知，那当然没关系，我不在乎的。我在往复上也常常谈钱钟书，当然对他的了解还须提高，这我会努力的。我和人在网上谈话，一般将意见说出来就是，因为我从来不喜欢在讨论中争胜负，那有什么意思呢？我在我的那篇文章中举出很多日本学者的著作，木原君的回复只有针对一两个作些说明，我也没有去盯着木君论辩，吾岂好辩哉？

由 云中君 于 06-01-2006 11:17 PM 最后编辑

从木原君的回复，我才了解到木原对茅盾的研究是熟悉的，所以我上面引用的例子不恰当。我之所以特别引茅盾，本意只是说我们必须时时有学术积累的自觉，所以就当我的意见只是一种一般性的提醒吧。

其实这个意见我去年看到木原君的讨论时就想要提的，但那时和木原君有争论，所以觉得提出这个意见，给人以挑人毛病的感觉，并不妥当，因而作罢。所以现在提出也并非要和木原抬杠，不过也还是不合适。因此我的结论就是，一个看法如果过了一年还没有提出来，就不要提了。：）

由 云中君 于 06-01-2006 11:18 PM 最后编辑

　　。

由 木原 于 06-02-2006 03:28 PM 最后编辑

。

由 云中君 于 06-03-2006 08:15 AM 最后编辑

。

由 木原 于 06-02-2006 03:29 PM 最后编辑

。

由 木原 于 06-02-2006 09:53 AM 最后编辑

.

由 宰予 于 06-03-2006 09:55 AM 最后编辑

。

由 云中君 于 06-03-2006 08:11 AM 最后编辑

。

由 南箕北斗 于 06-03-2006 02:49 PM 最后编辑

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解释前，必须想一想我们是根据何种前提作出的，这种前提有无问题。比如夸父这个故事真可以被称为“神话“吗？记载它的山海经就一定是本神话书吗？从何时起我们将山海经当成了古代神话记载的渊薮，这个看法能成立吗？这又是一个学术史的问题。如果不探讨这些问题，只是盲目提出一个具体的见解，那还是缺乏学术思辨的。是否要从茅盾的具体解说出发去思考不是关键，关键是必须意识到除非在理论上有所反思和突破，我们对于这类故事的解说对我们理解他们不会有根本的帮助。这是神话研究所要求的。
好好学习中!反思的高度自觉真的很重要啊

由 保鲜 于 06-02-2006 01:17 PM 最后编辑

云中君的原帖和木原先生的回帖都非常精彩，信息量极大。相信很多圈外人读了都会觉得受益良多。但看到讨论后来有些变调，多少有些意气之争，让旁观者都感到惋惜。

木原先生讲，“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即便是我们领先也不足以自豪，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我们在日本文学的研究上超过了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这才是我们自豪的那一天。”我读后的感觉跟宰予一样，由衷地钦佩木原先生的眼界和气度。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云中君跟木原先生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他才会特别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在讨论如何将母语优势真正转化为研究优势和学术优势。

至于如何转化，云中君特别重视研究环境，包括外在的制度环境和内在的学科环境。就内在的学科环境而言，云中君认为：“在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相当于其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日本对其本国文学的研究实在是到达了蔚为大观，居于世界绝对领先的地位。而他们对西方文学甚至印度文学的研究也有很高水准，这些如何能不带动和刺激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呢？这种同类内部的竞争是不能忽略的。” 这一观察准确之极。同样的话完全可以照搬来形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在日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相当于其外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而日本对其本国历史的研究实在是到达了蔚为大观，居于世界绝对领先的地位。而他们对西方历史的研究也有很高水准，这些如何能不带动和刺激[在日本]的中国历史的研究呢？这种同类内部的竞争是不能忽略的。” 这实在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在云中君看来，成为一流文学史家必须的两大要素是“好的史学的训练和好的文学批评的训练。”这是研究方法论上的讨论，两个要素都不是通过强化基础训练就能自然而然的实现的，虽然谁也不会否认基础训练的重要。在这一点上，云中君进一步指出：“我的印象中日本学者其实经常借用西方的理论，但是用的往往比较隐晦。像比如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的观点就被研究科举文学的学者经常采用。但因为日本的学术翻译工作远比中国做得全面和认真，所以对观念理论的传递误差较小。”这一观察也非常敏锐。日本人并不是通过研究日本的西方人和西方著作来了解和研究西方学术，他们自己有一套制度化途径来避免过多中介的误导和干扰。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木原先生认为，“日本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研究缺少那种灵动与想象力”。云中君对此很不以为然。在我看来，这倒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是云中君根本就反对诸如“民族性格”、“民族固有思维方式”一类的刻板印象。但有意思的是，云中君自己又说“真正称得起大智若愚型的民族，非日本莫属。”这跟木原先生的错误可以说是镜面对称，嘿嘿。

至于日本学者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有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木原先生自己写道：“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确有其优长之处。第一，他们接受现代学术观念较早，很多开疆拓土的工作都由他们来完成。但也必须看到，在这片疆土上建立堡垒的往往是母语国家的研究者，一旦后来居上之后，日本人就很难超越，只能转而寻觅新的牧场。” 做了开疆拓土的工作，难道还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而那些“在这片疆土上建立堡垒”的母语国家的研究者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既然享有母语的巨大优势，那为什么自己不能做开疆拓土的工作呢？这可能是每个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无论研究的是历史，文学还是其它。

这些是一个纯粹局外人的读后感。再次向云中君和木原先生的精彩讨论致谢。

同意木原的基本估计。对讨论中所引伸出的研究体制、研究者个人基本素养等问题对研究水平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和讨论。

最近大陸開始重視對日本漢學研究的介紹，如上海古籍去年出版的《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云中君提到的東英壽先生就在六人之列，内山精也、淺見洋二二先生的著作還更爲精彩。對不通日語的多數學者而言（如在下），這樣的翻譯、引進非常必須也非常有益。讀日本宋學研究的著作，確實讓人在研究態度和研究方法有所反省。同意守夜人所言，云中君先生的主帖和木原先生的回應都讓人受益匪淺。

剛才發重了，請版主代刪。
再發表一點感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發現日本訪學經歷對學者大有裨益。以四川大學周裕鍇先生為例。他在國内本是宋詩研究的楚翹，經01-03年日本訪學后，學風更加嚴謹，文筆更加富贍。《“奪胎換骨”辯》、《〈演雅詩〉研究》，氣象迥異尋常，可做當前古代文學論文寫作的新範本。又如復旦大學朱剛先生，亦有日本訪學的經歷，目前是宋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新秀，勢不可擋。

嗯，新朋友來啦！
這個罎子是有些問題，提交以後發現頁面空白。這個時候不要退回再次提交，而要重新用一個空白葉打開往復，進入剛才的主帖，察看剛才提交的回帖出來沒有，如果這時還沒有，就把剛才那個頁面退回重新提交。——我的一點經驗，貢獻出來歡迎從蘇黃門下來的新朋友。

“這個罎子”？

是“這個壇子”吧？

引用:

---

最初由 巴斯光年 发布
嗯，新朋友來啦！
這個罎子是有些問題，提交以後發現頁面空白。這個時候不要退回再次提交，而要重新用一個空白葉打開往復，進入剛才的主帖，察看剛才提交的回帖出來沒有，如果這時還沒有，就把剛才那個頁面退回重新提交。——我的一點經驗，貢獻出來歡迎從蘇黃門下來的新朋友。

---